騰訊研究院發布的《數字中國指數報告（2019）》（下稱《報告》）中“數字政務篇”顯示，2018年中國數字政務整體水平穩步提高，數字政務指數比2017年提高32%。全國范圍內，數字政務保持了較平穩的發展態勢。隨著全國一體化在線服務平臺建設的穩步推進，推動在線政務服務入口不斷向省級上移，“多服務匯聚、全流程在線”和“入口上移、服務下沉”成為當前數字政務發展的基本態勢與方向。此外，數字政務與營商環境質量、地方經濟發展呈現強關聯特征，政務服務持續向“難、堵、痛”點等高價值領域進行創新擴散。參照《數字中國指數報告（2019）》中的數字政務指數分布情況，未來數字政務發展有三點值得關注——

一、移動政務服務的“第三屏”現象浮現

被譽為“互聯網女皇”的瑪麗·米克爾在《2016互聯網趨勢報告》中提出，社交應用正在成為用戶移動在線生活的“第二屏”——他們通常點亮手機屏幕（第一屏）后，首先打開或進入的就是社交應用（第二屏），中國的微信與美國的臉書都是“第二屏”的典型應用，由于網絡外部性的增強，“第二屏”正在完成一種用戶操作系統的切換，迅速從一種工作和休閑娛樂的通訊入口切換為一種以API模式加載各類服務應用的在線生活平臺。

《報告》顯示，用戶使用移動政務服務的習慣已經養成。2018年12月微信城市服務累計用戶規模超過5.7億，是2016年的2.6倍。用戶增長趨于穩定，同比增長36.69%，362個地級市共上線13781項服務，平均每個城市38項服務。在服務廣度上，全國數字政務服務的供給和需求都在進一步擴大。供給方面，政務公眾號總數繼續快速增長，2018年比2017年增幅超過61%；需求方面，政務公眾號累計粉絲數也在繼續增長，增幅接近45%。在服務價值上，對比2018年與2017年，全國數字政務服務項目的價值提升了近44%，數字政務服務的重點行業豐富度更是提升了超過53%。在服務活躍度上，全國政務公眾號月群發文章增長了57%，活躍粉絲數增長增長了62%，文章月均點擊量提高了近36%，政務公眾號菜單月均點擊人數更是增長超過了171%。

通過以上數據表明，在數字政務領域，以微信城市服務、微信政務小程序為代表的政務服務“第三屏”現象已經浮現，即用戶點亮手機屏幕（第一屏），進入微信（第二屏），打開城市服務或小程序（第三屏）。而與自媒體領域唱衰微信訂閱號的“流量紅利消失論”不同的是，政務公眾號的注冊量、活躍度、發文數量、文章月均點擊量、政務公眾號菜單月均點擊人數等均是呈迅猛增長態勢。從整個移動內容生態以及政務服務需求來看，這背后大致存在兩點原因：一是對炒作、謠言、標題黨、洗稿等現象的平臺監管力度趨強，從另一方面刺激了用戶對官方權威信息的獲取渴望，從而提升了政務公眾號內容存在的閱讀量和傳播范圍；二是用戶需要的不只是“信息的服務”，對“服務的信息”需求越來越強烈，也越來越依賴通過內容入口來獲取政務服務，所以政務公眾號菜單月均點擊人數增長高達171%。“入口即服務”成為移動政務服務社會化、泛在化發展新常態。

二、數字政務的“波紋效應”日漸明顯

《報告》中數字政務指數的省級排名顯示，廣東、北京、山東、浙江、四川、湖南、江蘇、福建、重慶和上海位列前十名，數字政務的用戶結構呈現出兩極化發展特征，一線和四、五線城市月活躍用戶數增勢最快，其中，一線城市用戶同比增長26.98%，四、五線城市用戶同比增速僅次于數字一線城市，為25.06%。反觀本次進入前十名的山東、四川、湖南和重慶四個省市，對于數字政務的發展態勢而言，可以視為“波紋效應”——數字政務的社會效應正在由中心城市向中西部省市強勢擴散。
“互聯網+政務服務”作為一顆“石子”被投入到政務服務領域以來已經有近四年時間，在政務服務基礎設施領先與用戶數字素養較好的一二線城市，數字政務主要面向通勤困難、人口密集、需求集中的服務背景下，通過數字化技術和手段解決單位時間和空間內的高密度需求，因此其投入方向與創新模式都跟營商環境、高知分子以及個人發展相關。四、五線城市的用戶增速出現大幅增長，主要原因可能存在兩個方面，一是原有的數字政務基礎較弱，通過國家層面的集中推進，在短時間內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呈現出“后發優勢”；二是一線城市產業轉移以及職業人口外溢，包括一些城市爆發的“搶人大戰”，一定程度上對數字政務的核心用戶群有一定吸引力。此外，《報告》數據顯示，三線城市用戶增勢和所占比重均為最低，分別為16.24%和12.26%。這種情況的存在可能并非城市自身原因，而是作為數字政務在區域上的“中間層”，過去在電子政務上的工作推進已經達到了天花板或臨界點，要進一步提升增速，需要國家層面從身份認證、電子證照、電子材料、電子印章、電子簽名等方面進行統一規范，進一步激活數字政務用戶的服務成效度。

值得一提的是，從省級數字政務指數排名提升程度看，提升最大的并非一線城市，也非中部黑馬省份，2018年提升幅度最大的三個省份是內蒙古、山西和黑龍江。由于政務服務與治理理念的滯后、營商環境優化動力不足，產業轉型升級缺乏方向感，內蒙古、山西和黑龍江都曾被媒體輿論打上各種曖昧的標簽。本次內蒙古、山西、黑龍江在數字政務指數排名躍升的底層邏輯是什么？要實現從傳統資源型經濟向數字經濟的轉型，首先需要完成從傳統政務向數字政務的轉型。僅僅通過產業移植無法實現地方經濟的復蘇，通過數字政務的改革與創新才可能重塑一座城市的人才環境、產業環境與價值取向。
三、數字政務或將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最大影響因素

《報告》顯示，數字政務的發展與地方經濟、營商環境呈強相關性，而數字經濟作為全球政府關注的焦點，各國數字政務的政策取向與價值取向正在不斷影響數字經濟的發展，歐盟發布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就是例證。《報告》顯示，2018 年全國數字經濟體量為 29.91 萬億元，占GDP比重的33.22%。據中國信通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2019 年)》顯示，2018 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 31.3 萬億元，占 GDP 比重為 34.8%。兩相對比，數字經濟在我國GDP比重占比超過三分之一已成事實。那么，數字政務未來將如何與數字經濟發展互動？政府機構應如何在政務服務、社會治理和市場監管層面采取積極、包容、審慎的策略推動數字經濟發展？
我們以數字政府建設影響程度與數字經濟發展速率為縱橫主軸建立DGE曲線的坐標，將數字政府建設對數字經濟發展影響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導入期。在數字經濟發展的起步期，數字政府建設的主要工作為頂層設計與產業政策制定，同時推動基礎設施的升級優化，本階段的政府行動影響深，而數字經濟的發展速率較緩；

第二階段：培育期。當數字經濟發展進入到一個快速上升期，數字政府建設需要推進的主要工作為打造適合創新創業企業的營商環境，通過在線政務服務簡化辦理流程、優化辦事體驗與提升服務能力。這里需要說明的是，觀察過去三年的發展，通常在數字經濟高度競爭行業，隨后會進入一個“混沌區”——數字經濟繼續高速發展，而數字政府在本著包容審慎的監管原則的同時，在針對一些新的領域會出現一定的相對滯后性，比如在出行、直播、共享、P2P等領域的治理與監管；

第三階段：規范期。邁過資本、企業的高度競爭的“混沌區”后，行業會進入一個規范期，本階段數字政府建設需要充分結合對行業發展的大數據洞察與趨勢探測，制定相應治理策略，扶持和支持數字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第四階段：創新期。本階段的數字經濟發展會漸趨穩定，經歷過市場競爭、用戶教育等過程后，市場與運營模式日趨穩定，而創新則是數字經濟繼續獲得發展空間的重要方式，數字政府建設在本階段需要側重關注全社會的數字素養提升，以適應數字經濟的未來發展，比如面對無人駕駛、無人超市、無人工廠等需要的數字素養。